After Raimondi College, Wong Yiu Chung 王耀宗 continued his studies and obtained a PhD from Queensland University in Australia. His academic achievements brought him a career as a professor, mostly at Lingnan University where he also served as a top-level administrator. Wong retired in 2017 from full-time work but he has remained an adjunct professor at Lingnan. In this article, he looks back on his 34 years’ involvement with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in Hong Kong.

嶺南回憶

此情可待成追憶

在嶺南學院／大學執教的歲月

時間真是奇妙的東西，未到來的時間，好像蝸牛一樣的慢；但過去了的時光，就像剎那間的閃電。少年時期等待過舊曆年眾親友派利是的心情，就像熱鍋中的螞蟻; 至今自己也派了數十年的利是了。

轉瞬間，自己退休了三年，生活過得充實而愜意 (將來有機會可談談自已的退休生活) 。不過，畢竟過了三十多年的教學和研究的定型的生活模式。腦海裡常流動著大學內的一點一滴，值得記下，以作誌念。 在嶺南學院/大學渡過了三十四個寒暑，第一年是兼職。那一年嶺南引入大專生必須修讀的通識課程，我是首位被聘請講授通識的講師。

那時嶺南一星期兼職需授課八小時的，比現在的全職還要多。三十多年來嶺南的變遷十分巨大，而我也逐漸從青壯年期步入了退休年歲，子女也從出生，牙牙學語的嬰兒時期，長大變青少年，現今進入社會工作也有好幾年了。

我想到其實可用 1、2、3、4、5 的數字， 來形容自己在嶺南渡過的歲月。寫出來以顯示嶺南學院/大學在我眼中的的發展，內中也反映了香港高等教育的癹展；同時也描述自己在嶺南的變化。

<1>

一個工作崗位

<1>是表示一個工作崗位持續了三十四年。

很難想像現在的年青人可以在同一崗任工作麼久,他們一年轉工數次實屬平常, 尤其现在社會變化或發展迅速, 要保持一份穩定薪優的工作, 日益艱難. 事實上，當代青年也不想受到克板定時工作的霸絆，而寧願接受自由工作。

當然，三十四年並不是我工作生涯的全部，我在樹仁大學/學院曾執教兩年，及曾任職雜誌編輯三年。在大學讀書時，我的志願是畢業後作一個文化或政治刊物的編輯。但是雜誌編輯工作極不穩定，三年內換了三本雜誌。幸而，大學畢業後我讀了一個碩士學位，憑此學位，獲得樹仁書院的聘請。

<2>

兩個校舍階段

<2>是表示嶺南的校舍經歷了兩個階段。

1983年，我應聘執教嶺南時，校舍是在港島離灣仔不遠的司徒拔道上。當時的主要建築物，只有一座高七、八層的建築物，名叫愛華堂 。 飯堂, 課室及教室全在這座建築物裹面。

後來擴建了禮堂以及圖書館.大專旁邊是嶺南中學，在較遠山邊的是嶺南小學。大專部佔地淺窄，連在山邊的部份宿舍也要改建為教員室。

1995年，嶺南搬進屯門虎地新校舍。九十年代初之前，虎地曾是收留越南船民的難民營營地。後來難民問題解決，營地空缺出來。聽説，當時政府預留兩幅土地一幅是屯門虎地, 另一幅是現今大埔教育大學所在地準備用來和嶺南交換司徒拔道的校舍用地。嶺南選了虎地。

嶺南新校舍，設計獨特，庭院樓閣婉然週延，兼有花園水池之勝，具中西文化融合之韻味，在1998年，取得了全港最佳建築設計獎。

1983年，嶺南初設立「通識教育科目」(General Education Programme)，翌年，，成立社會科學院，我成爲社會科學院的全職教員直至退休。我最初任教社會學的科目。

我申請嶺南這個教席十分偶然。當時我仍在樹仁學院執教，後來為了薪水的問題，和校方有些爭辯，我決意離開另謀發展。恰巧，一位嶺南大專畢業的朋友說，嶺南有意開辦通識課程，正在找一位兼職講師。我在中文大學研究院取得了哲學的碩士學位，研究的是英國著名的哲學家Karl Popper的知識論。在中大的副修是社會學，在樹仁學院任教社會學理論等課程，對於任教通識課程，我是我有信心的。

那次申請，一舉成功，從此變成嶺南人。翌年，嶺南學院架構重整，正式設立社科院，我亦加入變成全職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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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發展階段

<3>是指嶺南在過去三十年大專教育中，大約有三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是八十年代中期開始，陳佐舜博士於八三年任校長。當時嶺南管理層銳志加入「大學及理工資助委員會」(University Polytechnic Grants Committee, UPGC 即後來的UPC)，在學院作結構性的改革。上任後，提出了全體學生的必修通識教育科。另外，在新成立的社科院内成立「綜合課程」(Integrated Programme)，當時社會科學院内有經濟學及社會學兩門專科，及一個「社會科學系」(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大約在八十年代後期開始，已經形成三科鼎立之勢，而校方也準備以社會科學院獨特的「綜合課程」接受評審。從此，這個「綜合課程」也成為了嶺南大學社科院特色了，至今不變。

1991年，嶺南通過「架構評審」 (Institutional Review) 加入UPGC (現在的UGC)，從此成為 UPGC 資助（公立）的專上學院之一，學制上也從二二一制度變成二、三年制。以前是二年預科、一年高級文憑、最後2年是榮譽文憑。現在變成二年預科及三年榮譽文憑。後來，取得自我評審資格後，二年制預科也取消了。從我加入嶺南開始，大學就為申請加入 UPGC 及 CNNAA 作準備，這可說是第一階段的主要工作。

第二階段的發展，是從加入 UPGC 之後，跟著 CNAA 評審社科院跨科際課程成功，而頒發社會科學學位榮譽學位，這是嶺南第一個可以頒發的學位、直至1999年，嶺南正式由學院升格轉名為嶺南大學，可說是第二階段。在這個階段內，1995年陳佐舜校長退任，陳坤耀校長接任。社科院的課程學術評審過關，獲授權頒發嶺南第一個榮譽學位，以後頒授學位的學系及課程不斷增加，直至取得大學名稱止。。

陳坤耀校長上任之後，「博士化」政策雷厲風行。另外陳校長首創將 Liberal Arts Education 譯為「博雅教育」，至今這個名稱廣為流行，似乎每間大學都在提倡「博雅大學」了。對於何謂「博雅教育」，以後屢有爭論，至今也人言人殊。不過，我曾在一個社交場合，問陳校長甚麼是博雅教育的問題，陳校長答以：「讀書要博、做人要雅，就是博雅教育了。」我想這個是最淺白而精要的定義了。「博士化」 政策的推行，其道理也是不言而明的了。八十年代後期，在眾多的教員內，社科院的博士只有兩位，加入了 UPGC 之後，以及評審成功之後，工資增加了，競爭劇烈了，顯然教員學歷也需要提高了。

第三階段的發展，是在千禧年 (2000年) 之後。明顯地，嶺南在加入 UPGC/UGC 後，其發展不得不受他們之影響及規範，例如：每若干年接受規定的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Quality Audit Cycle，以及Institutional Review 等評審，就變成例行公事了。撇開具體的 UGC 政策，九十年代中末期開始，香港的高等教育受到兩大理念影響：就是「市場化」 (Marketization)及「行政規範化」(Bureaucratization) 主導，這兩個趨勢至今未止。

<4>

四件人生大事

<4>是指我個人生命上在嶺南任教期間發生的4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我的第一個子女的出生。大女兒 1986 年出生，我和太太大喜，我還特地寫了一篇《生之喜悅》的文章 【註一】，記述了我當時的心情。

第二件大事，是我在九十年代中期，採取停薪留職的方式，前往澳洲昆士蘭大學就讀博士學位。1995年陳坤耀就任校長後，「博士化」已成為趨勢，博士的學位差不多成為大學執教的執照了。事實上，我在八十年代後期，正預料到這股趨勢了，而自己的確為讀博士學位而準備了幾年。幸而，我留學澳洲兩年，即取政治系(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博士學位，是系 裹有史以來最快取得博士學生之一。回校復職之後，有一次一位同事對我說：「幸而你取得學位，否則你可能回不來嶺南了」。

第三件事發生在2004年。當時，我的雙眼近視度數增加得甚快，望遠處出現疊影，得知是白內障的問題，而白內障手術 (換晶體) 可以矯正此問題。經朋友介紹後，去了一位私家眼科醫生進行手術 。誰知簡單的手術出了意外，醫生在手術中，將晶體前面的眼角膜 (Cornea) 割裂過大，造成重大創傷，視力全部喪失。後來，差不多找過十位醫生診治，確定不能痊愈，其後兩年，經過兩次的 「眼角膜移植」(Cornea transplant surgeries )， 終於不能治癒 【註二】。

我決定提出法律訴訟。官司經歷三年，文件之反覆來往，終於在2009年庭外和解。從手術失誤至官司結束的五年期間，我都不能正常地生活，奔走於醫院和家庭之間。在家裏，為了不影響三個小孩的正常的上學生活，我要裝作若無其事；而在大學內，教學、研究及寫作出版工作照常進行。記得那時我的博士論文出版工作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出版社要求我對文稍作初步的核對，那時，正是我的眼睛治療的關鍵時刻，隔三、數天就要見一次醫生，右眼看不到東西，左眼也有深度近視。另外，移植眼角膜之後要吃抗排斥藥，引至我的身體極度虛弱，更有高血壓。後來出版效果也不理想。 【註三】

第四件大事我合併在<5>一起敘述了。

<5>

五個嶺南校長

<5>是我在嶺南工作時經歷了五個校長。

我是在黃啟鐸校長期間 (1981-1983) 被聘為通識課程講師的。任内歷經了陳佐舜校長, 陳坤耀校長, 陳玉樹校長, 及鄭國漢校長。

在陳玉樹校長任内，2011年1月，我被委任為大學政治學系系主任，以及在 2015 年 8月份被第五任校長鄭國漢委任我為協理副校長(學術事務)。這些委任令我登入嶺南管理層，是我在嶺南服務期間第五件人生大事。

作爲政治系系主任，我界定自己的角色是系内研究及教學的「促進者」 (facilitator)。任何同事申請研究費用或者學術會議，我必定支持，同時也和同事一起提升教學質素。更甚者，我極力希望培養及提拔年輕的學者，給予他們機會發展自己的專長。如果同事發表了特出的論文，我會必定予以推薦進升。在我任内，我就推薦兩位同事晉升了正教授的職位。協理副校長是兼職的，但這其實是個全職的行政職位。

當鄭國漢校長委任我時，我猶疑再三。我知道我會在兩年後正式退休。如果我接受，肯定未來兩年會忙透了。如杲我不接受，大概也會幹系主任而至退休的；終於接受了，實是基於對嶺南的「忠誠」。我在嶺南多年，經歷幾任校長，已經滋生了深厚的感情。事實上，除了我歡喜的寫作及教學工作外，過去大學高層委任我任何行政職位，我都沒有推辭的。同樣地，我在考慮之後沒有推辭鄭校長的委任。不過，上任之後忙碌的程度，卻是超乎想象之外。第二年，我更兼了「教務長」(Registrar) 的職務，忙上加忙。當我想到這是我在嶺南的最後的職務時，我不得不堅持到底。

以上所述，是從 1、2、3、4、5的數字，串連一些個人遭遇. 我希望另文嶺南的交集發展，自己的學術思想及研究方向的發展、以及對整個高等教育的發展的思攷等，基於編幅的問題，只能留待日後討論了。

也許離任全職之後令我最為懷念的，是大學校園內，每一個角落瀰漫著的青春活潑的氣息。舊的一批畢業了，離開了；新的學生又填補了。新生的臉上帶著好奇、期盼、雀躍或迷茫的表情，呈現在我們的眼前。我們似乎也變得和他們一樣年輕了。這一種感覺的消逝及失落，是無可彌補的，也是我最為惋惜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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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 這篇文章刊登在王耀宗、潘玉瓊著<教育人生二重奏>，廣角鏡出版社，1993年，頁98-100

【註二】 我曾寫了一篇文章，詳細敘述尋求診治的經過。該文刊登於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出版的<新亞生活>月刊，2012年4月，38：8，頁24。

【註三】 我的博士論文 From Deng Xiaoping to Jiang Zemin: Two Decades of  Political Reform i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在2005年出版。

履歷

1983年開始任教嶺南學院

2017年在嶺南大學退休

嶺南大學前協理副校長 (Associate Vice President)

前政治系系主任兼正教授

現任政治糸客席教授 (Adjunct Prof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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